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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陶

刘陶,字子奇,又一名为伟,东汉末颍川颍阴(今临颍县)人。约汉桓帝至汉灵帝中平初(185年左右)在世。刘陶沈勇有大谋,为人简约,不修威仪,不拘小节。通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。中平初年被诬告下狱,为表忠贞,闭气而亡。后被追封中陵侯。


东汉桓帝(147年~167年)时,外戚擅权,加上连年饥荒,民生困苦。但外戚把持朝政,无人敢谏。当时,正在京都洛阳太学游学的刘陶不顾个人安危,上疏:“高祖自布衣起兵,收拾暴秦的弊政,消灭各种称王称霸的势力,集合离散的百姓,救死扶伤,才成帝业,功劳很大啊!很辛苦啊!


福泽流遗皇位,到了陛下。陛下既不能为祖宗的典则增加光采,反而忽视高祖取天下的勤劳,利器随便借人,国家权力旁落,使一般刑余的小人,残虐百姓,为害国家,不管远近,都受了他们的侵害。所以上天降下灾异,警戒皇上,皇上还不醒悟,使虎豹纷纷到校场里打洞,豺狼在春囿中'养儿育女',这难道是唐尧虞舜治理国家,爱惜百姓的意思吗?现在牧守长吏,上下贪财,好比大猪长蛇,像蚕吃桑叶一样,吞噬国家的财富;钱是平反冤狱的灵魂,贫困的人只能作饥寒的鬼。高门获杀身之祸,富户受妖叛之罪;死了的在坟墓里含悲,生着的愁苦忧伤,遍于天下;这些是我常为之叹息不已的。并且,秦朝将亡的时候,正直不阿进行劝谏的人,往往遭到杀害,而那些阿谀谄媚的人,往往受到奖励,好的言语,忠臣不敢说,国家的命运,出于害人者的口。


任赵高为车府令,闫乐就得以在咸阳与赵高同谋杀害胡亥。权柄自己不能掌握也不知道,威力自己不能行使也不管,成功与失败的形势,古今一样,请皇上远看强秦的所以覆灭,近看哀帝、平帝时的变乱,得与失是明摆着的,为祸为福,清楚可见。我又听说危世不是仁者不能扶,乱世不是智者不能救。所以武丁用傅说,就消除了鼎耳雉鸣的灾祸,位得安宁;周宣王用仲山甫,以解夷王、厉王的荒乱。


前冀州刺史南阳朱穆,前乌桓校尉我同郡人李膺,都是正直清廉,品德纯贞。朱穆从前在冀州,执法公平,摧破奸党,扫清全境。李膺为牧守,以身作则,治军作战,威名远扬北方。他们真是中兴优秀的辅佐人才,是国家的柱石。应当要他返回朝廷,辅助王室,上同七曜,光明普照,下镇万国,天下太平。


我敢于在拒谏的当朝,说这么一些不合时宜的话,如同冰霜见了太阳,一定要被消灭的。我先是悲天下的可悲,现在天下当悲我的愚蠢啊!”疏送上去,但桓帝未采纳。


不久,又有别居用心之人向桓帝上书说,国家现在之所以穷困,是由于货币太轻太薄,建议改铸大钱。刘陶知其用意,立即上书桓帝,指出其中利害,他说:“当今值得忧虑的并不在货币的轻重厚薄,而在于百姓所面临的饥饿处境。人民无以为生,即使把沙砾变成黄金,瓦石化为美玉,恐怕也无法制止他们闹事。现在放言冶铸大钱之人,名为国家实为自己聚敛财富中饱私囊。所以,当务之急在减赋税休养生息。”桓帝认为刘陶所说有理,便下令不许再提铸大钱之事。


刘陶不仅直言敢谏而且处理事务清明。做顺阳(今河南淅川县)长时,顺阳多奸滑暴横之徒。刘陶上任后,就发出告示,召募有勇有胆之壮士,要委以重用。很快,有十几个年轻人来应募。这些人以往仗着有点拳脚功夫常常寻衅乡里。刘陶见了他们后,先历数他们以往不轨给乡亲造成的伤害,说得年轻人个个面有愧色,接着,又说要给他们一个以功补过的机会,让他们把平时交结的100多名年轻人都找过来,严命以待。靠这些人,刘陶查办那些奸猾不法分子,每审一案,清若神明,从严打击,决不宽贷。这帮年轻人听命行事,令行禁止,立了大功,一时社会安定,百姓称颂。后来刘陶因病免职,当地人民对他念念不忘,编了歌谣颂他:“邑然不乐,思我刘君。何时复来,安此下民。”没有多久,刘陶被授侍御史。


汉灵帝久闻其名,几次召见刘陶。当时巨鹿张角假托大道,刘陶与奉车都尉乐松、议郎袁贡联名上疏说“:先圣先王用天下人的耳目去看去听,所以没有看不见听不到的事物。现在张角的党羽,不可胜数。以前司徒杨赐请得诏书,切责州郡,保护遣送流民,因杨赐不在位,没有对张角党羽进行逮捕。虽然是遇上赦令,但他们还是没有解散。四方暗里说,张角等人潜入京师,打听朝廷政事,禽兽为心,互相呼应。州郡害怕,不想报告朝廷。只是你告我,我告你,不肯公之于文字。应该明确下诏,有捉拿到张角的,奖赏为国士。如有看到张角不捉拿的,与张角同罪。”但汉灵帝始终不醒悟,却下诏要刘陶编次《春秋》条例。


汉灵帝中平元年(184年),张角作乱,天下骚动,汉灵帝追想刘陶的话,封刘陶为中陵乡侯,三迁尚书令。后来因为刘陶所举荐的人将为尚书,不好与他同列,请求放在编制以外,做个闲散人员,于是任为侍中。


中平二年,汉灵帝让刘陶做京兆尹。按当时规定,到京兆尹任职,要交一千万的“修宫钱”,所谓“修宫钱”,就是“买官钱”。刘陶清贫,又以花钱买官为耻,于是托病不就职。汉灵帝知道此事以后,因为素重刘陶的才华,原谅了他的罪过,征授谏议大夫。


国家的局势,一天比一天危险,外寇内贼,极为嚣张,刘陶力行谏议大夫之职,再次上疏分析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,提出治国安民的八个策略。又提到国家之所以危急混乱,其祸根就是宦官擅权。刘陶在上书中多次直击宦官之弊,那些把持朝政的宦官们心中早对刘陶痛恨之极,欲除之而后快。便联合起来在灵帝面前诬谤刘陶危言耸听,和贼人是一伙的。说刘陶“疾害圣政,专言妖孽,州郡不上,陶何缘知?疑陶与贼通情。”众口烁金,没有主见的灵帝便信了宦官们的话,于是逮捕刘陶,关进黄门北寺狱中,天天拷问鞭挞,年事已高的刘陶自知自己多次进言,与权臣积怨已久,此次性命断然难保,但想自己空怀安国之志却不得施展,反被宦官诬陷,胸中积恨难平,不禁对使者愤然慨叹:“朝廷以前封我为中陵乡侯时怎么说的?现在反因此受诬陷。恨不能与伊吕(古代贤人伊尹、吕尚)同类而以三仁(殷商三位贤者微子、箕子、比干,孔子称为三仁)为伍!如今,你们上杀忠心正直的大臣,下害苦难憔悴的百姓,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的,到时候你们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说完后,竟自己闭气而亡。天下莫不痛之,后被追封中陵侯。


刘陶熟悉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,为这两本书作了注解。又作《七曜论》、《匡老子》、《反韩非》、《复孟轲》及上书言当世便事、条教、赋、奏、书、记、辩疑,共百余篇,数十万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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